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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随着行业发展，医疗器械的经销商们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强势的一方，对生产商有了话语权。 医疗器械销售这一行是典型的“赢者通吃”，市场、渠道、关键性人物就那么几个（主要是当地联采办、三甲医院院长等），且不具备可替代性，因而医疗器械行业两类人具有优势：先发者，或者关系大户。 而地区的大经销商，基本上两类都是，早些年医疗器械跨国药企大举进入中国时，招聘总监级别的岗位时，没点政府背景都入不了他们的法眼。而这些老玩家们多年深耕经营，不仅积累了大量人脉和经验，也基本掌握了地区大部分的医疗器械代理渠道。 因此，即使新进入市场的企业有直销的念头，也很难突破藩篱、承担成本，终往往还是投向了经销商的怀抱。 这是另一层面上的垄断——经销商对销售渠道的垄断。技术壁垒和流通渠道，兜兜转转，价格虚高始终离不开“垄断”二字。 那么，如何才能让医疗器械的价格降下来？ 如前文所述，医疗器械的高价格分为生产和流通两个部分。前者囿于海外药企的技术垄断所导致的高定价，下游自然没有话语权；而另一边，代理商们又可以仗着渠道优势肆无忌惮的加价。 医疗器械的高定价需要引入足够的玩家来用市场化机制破除；而集采大背景下，药品直接打包给医院，经销商可能会随着加价空间的消失，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也就是说，集采既能够打破外企高价垄断，又能压缩经销商的多级抬价。这是近几年医改探索出来的控费之路，也要逐渐应用在医疗器械领域，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细分领域有足够多的竞争玩家。 讲道理，进口医疗器械受限于本国高昂的研发、审批、劳动力和运输等成本，而国内企业基于模仿，研发、人力、原材料成本都相对低廉，又受到政策倾斜照顾，在成本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然而现实情况是，因为起步时间晚，很多国产器械只能走低端化路线，但质量始终没能迎头赶上。所以，近几年国内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而不良反应报告也逐年增多，直到2019年才有所好转。 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选择也很真实。虽然国产设备厂商很愿意与医院方多做交流，在设备使用中，会根据院方的意见，在性能和设计上做进一步完善，遇到什么问题，会及时解决，医生操作起来更顺手；然而，当医院做一些科研或教学任务时，仍然会使用进口设备。 而另一种情况是，很多国产器械在走汽车行业的老路：不少国产CT机虽然是自己的，但其中诸如CT探测器（相当于照相机的感光元件）、信号链（处理图像的专用芯片模块）仍然绕不过前面提到的GPS三巨头。 国内的医疗器械虽然通过“连抄带借”完成了一部分自主化，但这终究只是企业短期生存的需要，而这种精细制造业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让本土的医疗器械直到如今也没能走出“低端制造”的怪圈。 我国医疗器械公司呈现小、散、乱、多的局面，我国有超过18000家医疗器械企业，其中90%以上规模在2000万元以下。 早在2015年，“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就被列入《中国制造2025》，成为重点突破发展的十大领域之一，与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核心产业并驾齐驱。 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特朗普用几道禁令轻而易举地掐住了华为、中兴的喉咙。从那时起，“自主可控”有一次成了我国高科技产业的一个执念。谈论多的当然是半导体。不过，疫情冲击下，也有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在医药领域自主崛起的重要性。 如果说半导体行业关乎人的发展，那么医药行业关乎的是人的生存。民众被“看病难”“看病贵”“天价进口药”“天价手术”折磨的那些年，是时候成为历史了。 在药品领域，全国性集采已经常态化，在药品领域，当年的“神药”和“仿制药大户”已经逐渐在向创新药企的转型。而在“脱钩”之声此起彼伏的当下，IVD、彩超、CT、手术机器人等器械领域的突破自然也刻不容缓。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攻坚，不能只有一个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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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要求建立鼓励创新医疗器械机制 新《条例》修订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实行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制度。实行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制度，有利于鼓励产品创新、优化资源配置、落实主体责任、推动管理创新。 首先，新《条例》提出，“对创新医疗器械予以优先审评审批”，这就要求药品监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创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机制，强化审评员队伍建设，进一步优化审评流程，提高审评效率。 其次，新《条例》新增了未在境外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可以不提交（备案人）注册申请人所在国（地区）主管部门准许该医疗器械上市销售的证明文件。这将鼓励国际创新医疗器械首先在我国申报上市。 后，新《条例》新增对用于治疗罕见疾病、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和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等急需的医疗器械，可以作出附条件批准决定。明确了鼓励创新的方向，有利于加快创新产品上市。 广东省药品监管部门将以新《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全面总结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工作，坚持以创新发展为导向，坚持创新服务发展，助推创新产品上市，助力产业创新发展。研究出台深化医疗器械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举措，进一步优化审评审批流程，完善制度建设，提高审评审批效能。加强信息化建设，逐步将注册管理、生产许可、监督检查、监督抽检等信息有机整合，实现全省系统信息共享。加快推进医疗器械标识实施，深化卫健、医保、药监三医联动机制，全面推进药品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综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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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从事医疗器械经营活动，应当有与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相适应的经营场所和贮存条件，以及与经营的医疗器械相适应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质量管理机构或者人员。 第四十一条　从事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的，由经营企业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备案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条件的有关资料。 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对产品安全性、有效性不受流通过程影响的第二类医疗器械，可以免于经营备案。 第四十二条从事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的，经营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申请经营许可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条件的有关资料。 受理经营许可申请的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必要时组织核查，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准予许可并发给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依照有关行政许可的法律规定办理延续手续。 第四十三条　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经营其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无需办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或者备案，但应当符合本条例规定的经营条件。 第四十四条　从事医疗器械经营，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建立健全与所经营医疗器械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其有效运行。 第四十五条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使用单位应当从具备合法资质的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生产经营企业购进医疗器械。购进医疗器械时，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资质和医疗器械的合格证明文件，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从事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批发业务以及第三类医疗器械零售业务的经营企业，还应当建立销售记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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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备案资料为鉴定依据 从案件行进时间来看，2017年3月30日，荣研化学在北京正式起诉广州迪澳；2018年12月13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受理；2020年12月31日为一审判决日，整个案件从起诉到判决经历了5年多的时间。对比20年专利保护期，不难发现，一旦创新发明成果被侵权市场竞争将有失公平。 董巍介绍，本案件涉及的LAMP法两项专利中262已经过期，083在今年9月份也马上过期，“侵权者”正是抓住了这类案件取证难、判定难、耗时长、花费高等特点，才会表现出对专利保护敬畏度不够。一审判决出来后，被诉企业仍然在继续参与招投标，对判决结果可以说是置之不理。 他指出：“本案侵权专利为产品的一段人工引物设计，即便将涉嫌侵权的试剂盒交给鉴定机构，一般的鉴定机构在技术上也很难反向把引物从中成功分离出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带来原告举证不能的风险。冒着一审中因坚持不走鉴定途径进行技术比对而被驳回起诉的风险，我们仍然要求，调取该产品在国家药监局注册申请的备案资料进行技术对比。在原告的坚持下，一审法院采纳间接比对的方式并终认定被诉侵权产品落入了涉案两件发明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构成专利侵权。” 在国家大力鼓励产品创新的当下，加大专利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董巍呼吁，“要加快医疗器械注册审批专利链接制度落地，加大对恶意侵权行为单位及个人的惩罚力度，营造公平公正的国内外营商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明确提出，对仿制药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在注册审批中引入专利审查，如果发现专利侵权纠纷就可通过法院裁定解决，把专利纠纷和侵权风险解决在产品上市之前。医疗器械类产品应该参照药品的该链接制度。 据悉，2004年荣研化学投资1020万美元，已在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生物医学园区设立了外商独资高科技生物医疗器械企业。荣研化学方表示，荣研化学早已确立了加快全球化企业建设的方针，高度重视中国市场，本案的胜诉坚定了进入中国市场的决心，他们将会把领先的技术、设备引入中国并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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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家用医疗器械市场，此前很多人都会视如敝履，认为“盘子太小”、“过于细分”、“发展掣肘”，然而现在看来，这些标签打得过早，甚至是有些冒失和可笑。家用医疗器械市场就像魔术里的白手套，外行凑热闹，内行看玄机。 毫无疑问，医药健康产业涉及范围广、板块众多、市场需求旺盛、发展前景巨大，加之在移动互联网、新零售、人工智能等“新物种”的连番冲击下，这艘大游轮开始从豪华版向进击版重组改造，成为当之无愧的朝阳产业。不过，也有一部分洞察力超强的人总能透过表面，看出更多的门道和趋势，在风口前比别人捷足先登、拿到机会。 上月，阿里健康董事、天猫医药健康总经理康凯离任，随后媒体爆料，这位中国早的医药电商开门人已经加入康复之家，以合伙人和CEO的身份开始转投家用医疗器械的发展。 一时间，家用医疗器械被猛推到台前，众说纷纭。 作为医药健康产业的基础支撑部分之一，家用医疗器械市场已破千亿级，但到底会不会持续走高，无法下定结论，“康凯现象”是偶然还是风向，也无法给出确定答案。但是几个趋势需要看清，或许具有更大的参考意义。 一，药械占比正在悄然变化。 在国外，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占比近乎1:1，而在国内，药械比例为1: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其中政策原因不可忽视。 早在2000年，日本开始实施介护保险制，医疗器械（包括家用）可进行租借，保险报销比例高达90%，极大促进了器械的使用率和消费体量。此外，家用医疗器械和药无分轻重，在生活中应相辅相成，离开药品，器械无法充分发挥价值，而离开器械，药品无法满足多样性的健康需求，因此，在欧美很多国家，家用医疗器械和药品同等重要，并出台了各类给养政策。 不过从今天看来，国内药械1:3的窘境正在崩析，并在加速瓦解。 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管理需求，以及人口老龄化、三高等慢性病发病率增长趋势，市场需求出现前所未有的旺盛。一方面，基于这种大环境的影响，国内部分地区开始试点类似于介护保险的长期照料险，政策阻力持续减弱，同时，一些省份逐渐放开医保政策，允许医保卡在医疗器械门店进行消费，这也必然带动家用医疗器械市场的大幅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处方药外流的呼声日益加剧，院方处方药的体量将大大缩水，医患关系也会随之出现微妙的变化，结果就是：原来院内处方药将被部分置换成院外保健品和家用医疗器械。通俗一点讲，就是医生将减少开具不必要的处方药，更推荐患者通过“小蓝帽”或家用器械进行康养。 第二，消费习惯的变化。从“病了就吃药”到“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这是中国人在健康观念上的自觉改变。 以常见的“打呼噜”为佐证，全球每天都有约3000人因为打呼噜致死。打呼噜不是毛病，大多属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范畴。此前治呼的办法就是就医、买药、观察，并且未有直接对症的药物治疗方案，而现在，世界公认有效的办法是使用睡眠呼吸机，体积约一台Macbook的大小。不得不说，在国内家用器械门店，呼吸类产品一直都是营收大头，比例也在不断增长。 此外，人们开始将就医支出慢慢分配至院外市场。以脑卒中为例，经过治疗后的中国患者平均寿命可延长3年，而在国外却可以延长9年，导致6年生命之差的关键就是院后康复的重视与否。在国内，对于院外单病种解决方案还是蓝海一片，除康凯看中的康复之家外，大多只是口号生产者，而导致蛋糕一家独享的主要原因不是金钱，而是时间，时间决定了专业度和渠道链路的厚实度，没有这些，炒作概念终究无法入门。 不仅是康复人群，越来越多的亚健康、三高慢病、老年等消费人群也愿意为这种“健康套餐”买单——用“打包价”购买到整套的个性化健康服务，而主体部分正是血压血糖用品、呼吸机、理疗仪、轮椅、爬楼机等等家用医疗器械的组合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