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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x组委： 您和团队在新冠疫情中也有非常多的工作与成果，那么也请您谈谈对于变异株频繁发现等全球疫情背景下，您对于新冠病毒检测的新思考？接下来应当引起注意的有哪些关键点？对于新冠疫苗，中和抗体检测方面您有哪些建议想法？ 李教授： 变异株频现的背景下，新冠病毒检测试剂首先要自证清白，主要是漏检问题，包括灵敏度降低甚至假阴性问题，无论核酸检测还是抗原检测都需要拿出数据，无论真实世界数据还是模拟临床数据。新冠同多数疾病一样，会呈现出多种检测系统共存的局面，孰优孰劣，往往不是技术说了算，而是市场说了算。 疫苗接种后，需要关注的是抗原性漂移（drift）和转移（shift）问题，二者分属量变到质变不同阶段，但都需要密切监测变异的发生和累积，变异检测要常规开展起来。实际上，目前也是这么做的，但仅仅测序不够，还需要更高密度的人群监测，这需要快速检测试剂，尤其是针对那些值得警惕的变异（variant of concern, VOC）和值得关注的变异（variant of interest, VOI）。可以预期，VOC和VOI的名单会不断变化，需要人们快速行动，及时推出针对性的快速检测体系来。 MDx组委： 您在核酸检测，多重核酸分析等方向均有丰富的研究及转化成果，那么对于在新冠刺激下目前行业内风头正起的病原多重联合检测技术，想听听您的看法和评价如何，尤其是在结核等传染病的分子诊断方面，对于行业有什么建议？ 李教授： 相对于新冠病毒而言，结核等其它传染病的分子诊断更为复杂：比如，多病原体联合检测就面临检测平台、临床试验和临床意义等多方面挑战。 就结核而言，分枝杆菌是一大类病原体，感染症状相似，但治疗手段差别很大，需要甄别出结核分枝杆菌和非结核分枝杆菌的具体种类，本身就极具挑战性。目前，我国结核分枝杆菌核酸筛查普及率不够高，一个特殊原因是合适的样本类型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再有就是耐药突变的发生，这是结核治疗的老大难问题，耐药检测不充分，和治疗不充分一样，会导致大量问题的发生。 我国对于新冠确实控制得很好，目前是新冠肺炎低负担国家，然而不幸的是，我国一直都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和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一起名列前茅。原因固然很多，但与总体投入偏少不无关系。分子诊断行业固然需要继续努力，持续研发质优价廉的诊断产品，但疾病本身的防控也需要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MDx组委： 您作为厦大分子诊断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以及致善生物董事长，也想请您简单谈谈，接下来在后疫情时代，您和厦大团队在分子诊断领域的研究计划，以及关于致善在分子诊断领域的布局有哪些思考？ 李教授： 我们这个团队的底色决定了它的研究型和创新型特质。一方面，我们将继续深耕多靶标熔解曲线技术这一优势技术领域，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力争解决一些相对复杂的分子诊断难题；另一方面，也将围绕分子诊断的关键问题，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努力打造良性的生态系统，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 MDx组委：感谢李教授的精彩分享！敬请期待李教授在会议现场带来更多专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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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80%中国械企或被迫放弃CE证书 毋庸置疑，MDR的落地将给所有中国出口械企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比如成本增加、认证周期拉长、合规风险增大。 粗看之下，CE流程变化不大，但其实细节上的变化非常大，包括各个方面如安全性能要求、临床期望、标签、规格书、上市后要求等，因此，所有器械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据悉，因为受到MDR的影响，德国图特林根地区行业协会预估当地大概会有100-200家小型企业面临倒闭或者转让。 更有业内人士预测，严格落地后的MDR将致使欧洲30%的医疗公司面临倒闭风险，超80%的中国企业被迫放弃CE证书...... 在MDR实施之后，三年过渡期内仍然可以按照MDD和AIMDD申请CE证书并保持证书的有效性，根据规定，过渡期内NB签发的CE证书继续有效，但是从其交付日期起有效期不超过5年，并且于2024年5月27日失效。 所以，MDR落地后，对于已经获得CE证书的所有相关企业，一件事就是要赶快重新确认产品的风险分类等级，确认好是否有风险等级升级的可能。并尽快确认原CE证书的发证机构是否已经获得了欧盟当局的批准，是否还具备MDR证书颁发的资格。 要知道，MDR之后，能力和经验将是审查的重要指标，相比MDD时期，MDR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必然会少很多，所以企业必须尽快修改原CE技术文件，再次向具有MDR发证资质的机构提出新的认证申请，以获得MDR法规下的新CE证书。 无疑，欧盟MDR新规的落地，使所有中国出口械企增加了更多的困难和风险，但面对海外市场相信没有企业会选择退缩。所以在此提醒所有企业一定要加强医疗器械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按照MDR法规要求合规生产，保障产品和标准的符合性。 同时加强与国外客户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明确生产标准和认证要求，避免后续认证和价格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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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品领域，全国性集采已经常态化，在药品领域，当年的“神药”和“仿制药大户”已经逐渐在向创新药企的转型。 2011年，南都搞了一个大新闻：广州一名冠心病患者做了三起心脏介入手术，总共17.5万元，其中器械材料费高达15万多。 相比于药品在我国博大精深的历史，大众对医疗器械这个名词认知度不是很高，但它和药品一样不可或缺，电视剧中，对骨折病人处理用的一条白布绑两根棍子，算得上是基础的医疗器械。 因为认知度不高，大众往往对以药养医很熟悉，对器械贵没什么概念，但在世纪初医改尚未启航、医疗体系尚不健全的年代，器械要价之高，相比于药品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到2011年达到了40.8万例，增长了二十多倍。对冠心病患者来说，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在中国则高达12：1。这多出来的几成，在我国1.2亿心血管患者和两万一个支架的背景下，足够养活几百家医疗器械流通商。 2009年全民医保落地以来，顶层上下都在探讨打击医疗器械高价格的政策，但药品有一定工业积累，市场竞争足够充分，顶层尚可利用行政力量去博弈。而大部分器械及耗材都面临这国外企业的技术垄断和专利控制，无论是监管层还是下游采购，基本没有选择权。 2013年，知名美国药企强生在国内输了一场特殊的官司：强生因为在手术用缝线的垄断地位，去干预经销商的低转售价格，后被法院叫停。基层市场偏远，大药企放不下身段就都交给经销商，而这种“我不准你低价甩卖”的强盗逻辑从侧面反应出一个事实：这些救命用的产品仍然是一个卖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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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南京5月8日电（记者刘巍巍）“‘医‘心一意 ‘器’聚高新”苏州高新区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大会8日举行，《苏州高新区推进高端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发布，“太湖医谷Medpark”启动建设。 《苏州高新区推进高端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确定了高端医疗器械、创新药物、前沿诊疗技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支撑产业、产业链配套支撑服务体系产业五个主攻方向。苏州高新区将每年力争新增高端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企业超200家，2023年营收规模达到800亿元。 《行动计划》通过实施快龙头项目和企业招引、培育产业链“链主”企业、加快重点产业化项目建设投入、加速创新成果转化、提升产业链协同创新水平、持续加强金融资本支撑等“十项任务”，完成产业集聚、创新驱动提升、产业生态优化“三大工程”。 现场，苏州高新区管委会与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等5个战略合作机构签约，与波士顿科学、鱼跃医疗等10个产业化项目签约，与康启智能、昊本生物等10个科技创新项目签约，与云锋基金、红杉资本等10个投资机构项目签约。 同日，医疗器械产业发展中心、科技企业首贷服务中心、医疗器械合规研究中心、精准癌症分子诊断中心4个产业配套中心揭牌，中科院苏州医工所先进体外诊断技术联合创新实验室、东南大学苏州医疗器械研究院器官芯片联合创新实验室等6个实验室揭牌。 “太湖医谷Medpark”启动建设。该项目位于苏州高新区昆仑山路南、富春江路东地块，占地约156亩，规划建设瞪羚计划企业基地、独角兽培育基地、上市公司基地等三大基地，心血管器械集群、生物医用材料集群、高端医学影像集群、分子诊断集群等四个集群。 苏州高新区近年抢抓医疗器械发展风口，“十三五”期间相关产业产值年均增速超30%，集聚医疗器械领域领军人才370余人、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企业超400家，2020年产值达200亿元。（完）